在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９日的北京嘉信艺术品拍卖会上，傅抱石生平独立创作的最大一幅中国画《雨花台颂》（长３．６米、宽２．４米）以４６２０万元（包括１０％的佣金）成交。据央视报道，该画创下了中国近现代画家单幅中国画最高拍卖纪录，突破了吴冠中的《鹦鹉的天堂》去年拍下的３０２５万元的纪录。
　　上海辞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傅益瑶所著的《我的父亲傅抱石》，作为傅氏后人撰写的第一本傅抱石传记，书中披露了傅抱石先生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轶闻趣事。本文截取了部分片段以飨读者。
　　父亲母亲成长于
　　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南昌城谋生治病。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我爷爷在３０多岁的时候娶了我的奶奶。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很笨重，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父亲１３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父亲１７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远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父亲从小就喜欢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欢刻图章而已。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龄丫头陪着，我的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其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他一生离家时间不满５年家书却有一大皮箱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观，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１９３１年８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相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尽，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拥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摹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叫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酒给了父亲
　　精神上的酣畅
　　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汗”。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衣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挨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父亲还特别好酒。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１９５９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印在他的得意之作上。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于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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