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要依靠墨来体现在纸绢上，在绘画中还有色彩的施用。一般讲，作伪者大者可以仿得和原本比较相像，因此在鉴别真伪时，它们就不如笔法那样重要。同时，墨、色的新旧，是可以区别出来的；真旧和假旧，总有所不同，多看多比，更容易体会得到。

用墨有个人的习惯。书法中如宋苏轼、清刘墉，以爱用浓墨出名。朱耷、王文治则喜用淡墨。王铎写大字，经常笔上蘸墨极饱满，往往第一字下笔墨走得很厉害。绘画中，明徐渭墨中常加入胶水，因此能见到墨渍痕，如他的《黄甲图》；清初程邃晚年喜用极干的墨，蒋廷锡的墨花卉有时羼入赭石一色，等等。

墨色和纸绢也起着相互“托”、“发”的作用。上述的好墨，也必须在光韧的纸、矾得好的绢上，才能发挥出它的光彩来。用同样的较淡墨在新的生宣纸上作画，往往会变成一种不好看的青灰色的色调，浓墨则易见过于“火爆”。花青等植物质颜料，也会在不同样的纸上变出不同的色彩来。

墨、色也离不开笔，须三者结合起来谈。例如朱耷经常喜用生纸作画，生纸上的水墨容易融洽活泼，能发挥他笔法生动的特色。但一换熟纸，比如先裱后画的有了厚浆的册页，就大都显得墨色平板呆滞，笔调稍欠活泼了。原济在生纸上的作品，大都画得比较奔放，笔墨往往显得有些“野气”（也就是“火爆”），和他画在半熟纸上的笔墨比较鲜润蕴藉的作品，也就不大一样。在这种因纸质不同而使笔墨形态也同时起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如果死扣住一种面貌、一个标准，鉴别真伪时就会出偏差。我曾见恽寿平对题王翚画墨山水小册，因纸页浆性太重，淡墨发灰，浓墨也不太黑，整个画面显得精神不振，以致有人疑为非真（此册现藏山东省博物馆）。这样的例子也不少见。

关于笔、墨对书画作品所起的作用，前人也有很多论述。明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一有一条说道：“又吾歙卖骨董吴氏一卷赵孟頫《千字文》亦真，带行写，大如亨之（郭衢阶）本；是精纸写，第其时所用笔毫稍硬而锋芒稍乏，以故虽工而使转亦硬，未如志意，神采视昔减倍。夫以承旨手，无精笔即不能作佳书，笔之为书家雅尚有以也。又尝见殷二公子藏山谷老人行书一卷，字大二寸许，笔精妙，使转如意志，而所用之墨则烟煤，纸乃白粉云笺，粉又涩而不润，故其书亦乏采。”

这些说法很可以作为我上述论断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