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我国古代的教育组织形式，起源于唐代、发展于宋元，是在官学和私学优势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教育机构，在人才培养、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宋元婺州书院经过唐代的积淀，实现了快速发展。书院各项制度趋于完善，具备讲学、藏书、编书、写书等多种功能，既为婺州书院的长效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和学术基础，也让婺州书院在播撒智慧、传播学术、弘扬文化道路上贡献了不竭力量。

在宋元婺州书院创建之初，教育家便将当世文化渗透于书院建设、藏书以及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中，将书院视为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并通过制定规章制度约束学习者行为，利用讲学和讲会活动传播新思想，推动书院发展和文化传播，增强书院的文化底蕴。

儒佛道并立抗衡的产物

宋元婺州书院是具有多种职能的教育机构。自西汉以来，儒家文化始终在中国主流意识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从魏晋开始，佛教不断兴盛，威胁着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北宋初期，儒释道三派学者争相推广本派学术思想。很多学者通过修建书院来宣讲学术、传播思想，以实现恢复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目的。

到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完善与书院发展的成熟，使儒家文化与书院的关联更加密切，婺州书院成为理学思想传播的重地。在位置选择方面，宋元教育家非常注重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因此婺州书院的建设地址多以环境清幽之地为主，适宜学习者潜心苦读，由此吸引大批儒家学者到此讲学，推动儒家文化广泛流传。在书院建筑方面，宋元婺州书院大多外观精美别致，整体布局上呈现鲜明的秩序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与此同时，很多宋元婺州书院由书院山长命名，其名称也多出自儒家经典著作，蕴含深厚的儒家文化气息。宋元婺州书院通过渲染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使学习者无形中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书院藏书方面，中国自古便形成良好的人文精神，其在反映藏书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将藏书作为遗产传给后人。因此，宋元婺州书院自创办之日起就尤为重视藏书功能的发挥，藏书数千卷的书院比比皆是。一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应用，书院的刊印能力大幅提升，这既可保障教学教材所需，也有助于刊印儒家学者的原著经典著作，在优化教学服务的同时，促进儒家文化相关学术著作的长远流传。二是宋元统治者非常关注书院的发展，官方赐书成为宋元婺州书院藏书的重要来源，儒家学者的著作在书院流传甚广。三是社会乡绅、文人墨客常有赠书之举，极大地缓解了书院藏书匮乏的压力。

以理学为基础突出德育

宋元婺州书院重视道德教育，强调德业并修，将德业与学业放在同等地位，并将其视为学业的基础，在传递学问的同时，洒扫应对、待人处世等皆是婺州书院教学的重要构成。宋元婺州书院具有不同于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学特色，为学习者提供自由学习的机会，鼓励学习者自主钻研，充分挖掘学习者的学习潜力。同时，宋元婺州书院在教学中支持师生相互质疑问难以及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营造相对自由的教学环境，有助于激励学习者深入思考问题，对陶冶性情、磨炼意志、开阔思维非常有益。但宋元婺州书院的自由并不等同于放任不管，其在教育理念、教学目标、教学管理等方面制定了严苛的制度，对学习者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包括学习者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既体现了宋元婺州书院知行合一的教学精神，也反映了宋元时代对人才培养的相关要求，诠释了当时的理学思想，即要求学习者通过辨察事物来探索原理，在躬行践履中获取知识，成为后世书院培养人才的重要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的传播阵地

从古代学术文化发展历程来看，任何学术的传承与创新皆与当时的教育组织联系紧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私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的精舍则促进汉代经学的产生与发展。宋元婺州书院的创建与新理学的兴起具有密切关联，为其提供了很大助力。宋元时期，书院在婺州分布广泛，在新理学兴起过程中，书院已成为各学派讲学以及开展学派活动的主要阵地，新理学也由此得以发扬光大。此外，以程颢、程颐等儒家学派代表人提出的天理为中心的新理学思想，难以获得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一直处于民间学术地位，促使理学家转移宣传的目标对象，将宣传重点聚焦在普通民众身上，书院的便利条件成为其传播学术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宋元婺州书院为更好推广学术思想，其教学、讲学活动不设任何藩篱，向所有有志于学的人敞开大门，惠及广大平民子弟，与孔子“有教无类”思想不谋而合，也与新理学所体现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且书院教法灵活、形式多样，促使儒家思想真正深入民间，得到充分扩展和延伸。加之书院与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真正实现了探讨学术、增长见识的目的，成为孕育理学思想的孵化器，不断完善和深化理学思想内涵，推动儒家文化的复兴。

自唐宋开始，书院一直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与传统文化发展同向同行。尤其到宋代以后，坐落于幽静之地的书院，成为传统文化推广、普及的前沿阵地，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宋元婺州书院虽已退出历史的舞台，但对传统文化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系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