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亦奇，李可染，44cmx59cm 1954年

李可染艺术的开创性不仅留于纸上，更在于他的理念与行动。

当中国画遇到危机之时，可染先生不曾黯然神伤，更无高谈阔论，他最懂得“绝知此事要躬行”的价值。1954年，他与张仃、罗铭先生以写生的方式重回对“造化”的认知。此后，可染先生更以实践者的任性，走遍半个中国，甚至远达欧洲，以作品撬动偏见，建构起新的话语权。在以李可染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家的努力下，不仅将中国画从危机重重的沼泽中拉了出来，还逐步形成了一套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属于中国画的新创作方式，而写生则是这一方式的第一步。

写生，依托于远足，为什么要行万里路？所求的是“生”，在陌生中体会意外，这是在古人、在书斋、在固有思想中没有的东西。可染先生深谙此道，他甚至强调写生的核心在于放下过往，因为“心怀成见”就会“视而不见”。再有，写生的关键在“写”，而非简单的描摹对象。写是有主观性的，甚至是有逻辑性的，可染先生称这种画法叫“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李可染甚至将毛主席讲的辩证法运用其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概念性的虚言，而是中国画这艘大船得以驶向艺术新境的双桨，飞向未来的双翼。

从1954年到今天已然七十载。当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刘莹老师提出此展的构思，并直接说出展览的题目“雨亦奇”时，我们双手赞成。此题源自可染先生在西湖的一幅写生，更是将自然与作品融为一体，幻化出苏轼的名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内质的创作。受此题与苏东坡、西湖缘分的启发，我们亦想通过作品与李可染所走过的写生之路相链接，进而形成一个地图志式的展览。以此来纪念李可染先生70年前“躬行”的壮举。

愿此展能给今人以启发，助力后来者可以冲破当下艺术创作上的藩篱。

（文/吴洪亮 写于2024年3月21日于由沈阳回京的列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