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作为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元素，其影响力深远、范围广泛。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地理、建筑等多个领域都有“山水”的影子。宋元以降，山水画更是被尊为艺术典范，深刻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独特理解与诗意表达。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有关早期山水艺术的实例呈现在人们面前，器物纹饰、石刻壁画图像等，被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学术委员巫鸿对“山水”的关注由来已久，其著述的《天人之际：考古美术视野中的山水》一书借由考古新发现探索视觉形式的“山水”变迁，从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通过发现和整理考古出土的与“山水”相关的重要图像，发掘其蕴含的文化和思想潮流，勾勒“山水”作为中国一个重要艺术传统从无到有的形成过程。

以此为契机，来自绘画史与考古学界的学者齐聚，围绕作为视觉图像的山水话题展开深入对话，突破学科边界，讨论“山水”在中国文化艺术传统中的丰富内涵与意义变迁。

“山水”中的宇宙观

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唐末五代时期的山水画是中国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五代时期出现了重要的画家，如荆浩、董源、巨然等，也是自五代始，山水画逐渐取代了人物画成为中国画坛的主流，由此“山水”传统作为艺术传统在中国的地位牢固建立。巫鸿认为，如果不懂早期“山水”在中国怎么产生，很难懂“山水”在中国到底有什么意义。在他看来，“山水”在其早期产生中，已经隐藏了许多基本性格，那不仅仅是真实的山和水，也有很强的哲学、精神、宇宙观的意义。他把山水艺术产生和发展状况根据考古资料作了整理，希望为山水艺术的深度特点找一找根源。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看来，自战国开始讨论“山水”的产生非常有意义，战国时期的人面临着很多不同的问题，特别是士人阶层要讨论承接天命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山海经》有独特地位。荷兰汉学家葛思康曾在文章中提到，《山海经》是重新确定文明核心的地方的一本经书。渠敬东认为，《山海经》里写昆仑是黄河之源、宇宙中心，这是“山水”产生的非常重要的根源。今人以“山水”作为介质探讨古老中国文明的多重结构、不同时期的多元转化，为探求艺术的核心提供了很好的方向。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对早期中国人的心灵起源颇感兴趣，他认为哲学与考古学类似，也在努力寻根究底。彭锋推测，“山水”的形成可能是人跟自然相处过程中，经历了声音、物质、图像、语言的调试而后逐渐形成的。探究这一形成过程，对于如何认知中国人的心灵起源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山水”中的文化生态

美术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对艺术史的性质和内涵各自持有不同的理解。形式主义学派把艺术的历程看成是纯粹的形式进化或视觉方式的演变，近几十年来更占上风的看法则是把艺术看成是人类思想、文化、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文学、音乐、哲学、宗教等其他诸多方面的互动中发展和变化。

巫鸿采用了后者观点，他以考古发掘和调查获得的山水图像为研究材料，从美术史的学科框架中进行分析和解读，在论述过程中坚持从图像出发，同时大量征引同时代的历史、文学、宗教和美术史文献，深入到艺术家、赞助人和审美标准等更细腻的层次，希望这种综合分析可以显示出使山水图像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生态，同时也不断创造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接触点，把考古美术研究纳入多学科、跨学科的互动学术关系中去。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李梅田认同这一观点，他发现汉代和人物结合的山水画，内容多是属于虚幻，比如升仙、孝子的故事。但魏晋以后的山水画中，开始出现了很世俗、日常的内容，从中就可见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的思想信仰、社会意识形态都发生了转变，这也必然会体现在绘画之中。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黄小峰提到，从学术意义上，艺术史以宋代为界划分为早段艺术和晚段艺术。早段有很多的考古材料，晚段有很多存世画作和文献，这两段之间如何搭建起桥梁是艺术史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从巫鸿的著作中他看到两种思路，一方面是关注一个时代，把各学科学者及各种材料放在一块儿讨论；另一方面则是在多个学科内部找到共性，发现从早段到晚段内在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