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在2020年9月28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百万年的人类起源史和上万年的人类史前文明史，主要依靠考古成果来建构。”

  良渚存在的年代为距今五千三百年到四千三百年之间，和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处于同一时代。良渚不仅代表着中国长江下游的文明形态，也代表着东亚地区最早的国家文明。

  良渚文化最早于1936年被施昕更先生发现，1959年由夏鼐先生命名。1986年，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我们第一次挖到了良渚文化的大墓反山。1987年又发现了瑶山遗址，并在其中发现了祭坛和墓葬。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列入国宝单位，在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的范围内划了33.8平方公里的保护区。

  2006年，我们发掘出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古河道。2007年11月，良渚遗址的四面城墙都被找到，解剖证明，四面城墙的堆筑方法一致、城河内出土器物年代一致，300万平方米古城的位置由此确定。

  2007年之后，我们在考古勘探中发现，莫角山宫殿区就在城中心。中心宫殿区是一个高台，东西有630米，南北有450米，面积为30万平方米。大城市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标志，研究显示，良渚古城里住的不是农民，而是工匠、工商业阶层和贵族统治者阶层。河边的居民有些是加工玉的，有些是加工骨器和石器的，存在不同工种的划分。

  2009年起，良渚古城周边几条水坝先后被发现。2015年，我们选择了低坝的鲤鱼山、高坝的老虎岭进行研究，最终通过碳14测年和地层、出土文物，确定它们是良渚时期的水坝。研究结果显示，良渚人修建的水库面积接近14平方公里，通过一个导流渠流到良渚古城，其水利系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市布局，我们可以了解良渚当年文明的高度。

  发达的陶器、石器、漆器，以玉器为标志的权力和信仰，礼仪等级制度，这是良渚文化的特点。

  首先，良渚是稻作农业，稻田很发达。其一，当时的石镰刀已经非常规范，跟今天没什么两样；其二，良渚很多遗址里都有石犁，由此推断当年应该是犁耕农业，这是农业一个很大的进步；其三，2010年，良渚的稻田首次被发现时面积非常大，占地80多亩。田埂是用红土铺的，田块20多米宽、100多米长，跟犁是配套的。

  其次，良渚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小国家。良渚时期，在整个长江下游，甚至在更大的区域中都信仰统一神像。玉器在当时是权力、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很多都是根据神像的需要来设计。比如，良渚很多贵族会通过梳子把玉制的冠状饰戴在头上，表示他能够通神、他的权力跟神有关；又如，反山1986年发现了玉琮王，其竖槽里刻了完整的神像，对应四面的转角四层。由此我们知道，玉琮一层一层的设计，就是为了表现出不同的神像。

  此外，良渚是一个礼治社会，人的社会地位会体现在穿戴上。男性最高等级的贵族头上会戴三叉型器；女性贵族则要在胸前佩戴玉璜，这是良渚的等级与礼治社会的反映。一些贵族会参加礼仪性的劳动、参加某一些仪式，日常生活中木耜或骨耜的把、纺织机等工具也会被制作得非常高级，整个贵族生活与神的祭祀、与神像的表达是融为一体的。

  良渚人五千年前发明玉琮，随后其影响力开始向四周扩散。南至广东、北至陕北，甚至甘肃、青海、宁夏等西北地区，都出土了具有鲜明长江下游地区特征的玉器。由此可知，中华民族是一个从多元发展融合成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过程。同样，中国文化经历的是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良渚文化和后来的文明是有关联的。不论是四川成都的三星堆遗址，还是同时期的殷墟妇好墓，都出土了良渚人的玉琮，证明其与良渚有着密切的联系。良渚文化不是“灭亡”了，而是融入了更大的中华文化里。我们现在对很多东西还不了解，还在寻找的路上。

  （光明网记者 金凌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