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创作，尤其是特定时期、特定军事事件的美术创作，除了展现创作者潜心艺术表达外，更多承载了作为图像记忆的民族精神寄托，发挥着再现英雄气概，描绘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启迪思想的重要作用。

在众多革命历史画创作中，长征以其历程的艰苦卓绝和独特的历史地位，成为美术作品绕不过去的创作重点。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收藏的油画、国画、版画、雕塑等众多艺术品中，就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长征题材美术作品，它们以生动的艺术语言记录了伟大的长征史诗，再现了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画卷，塑造了红军豪情万丈的长征精神。

军博馆藏长征美术图像建构的历史经纬

反映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来源共有以下三种类别：一是在全国组织专题创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同国家博物馆一样，军博长征题材的美术创作，是从展陈收藏定制任务开始的。最早在1958年11月军博筹建阶段，中央政治局就已制定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央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绘画创作项目》，并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具体负责和执行。由此开启国家机构主题创作或专题创作的先河。这一时期，产生了一批经典长征美术作品，比如刘国枢的油画《飞夺泸定桥》就由当时的西南美协下派任务完成。

二是利用本馆创作力量完成。军博创作室最初是由一批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军旅艺术家组成。这些创作者一方面有从军经历，都曾作为战地画家，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和革命的洗礼，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在实践中培养和成长起来，且天赋和能力俱全的艺术家。像彭彬的油画《遵义会议》、高泉的油画《北上》等很多优秀长征题材美术作品，都是出自这一群体。

三是全国各类美展获奖作品。入藏长征美术图像是军博的长期任务，其中规模较大的建党、建军美展，就收入了董希文的油画《红军不怕远征难》，艾中信的油画《红军过雪山》，吴镜汀、颜地的国画《大渡桥横铁索寒》，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等党史经典美术作品，由此构架和丰富了军博馆藏独特的长征美术图像收藏体系。

军博馆藏长征美术图像的共性

革命历史画创作，不同于一般艺术创作般自由，需要从场景、服饰、道具、人物动作等细节进行严谨的历史考据。长征视觉资料留存少，文献考证难度大。为尊重历史，寻迹重走长征路成为很多艺术家创作的途径，也成就了油画中国化和中国画现代转型的一次极具实验意义的探索。

从创作共性上说，它们都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遵循史实，再现典型历史瞬间；二是以现实主义笔法描绘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三是以史抒情，宏大叙事。

创作主体个性在不同时期的体现

革命历史画的创作价值，体现在画家对凝结在历史瞬间的时代精神的判断。所谓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长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征。

建馆初期（1959—1970）是第一个时期，此阶段的长征美术创作以服务建馆展陈需要为主，由军史、党史专家命题，根据选题规划集中创作。此时期创作重在宣传，带有明显理想主义和昂扬奋进的英雄主义特征。例如董希文的油画《红军不怕远征难》、艾中信的油画《红军过草地》皆是如此。

在第二个时期，伴随各类美术展览收藏的长征美术作品，时间跨度在1971年至2000年间。这是一个多变的时期，在选题上，创作者们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和表达的空间，技法上依然是现实主义为主，但是创作者的视角开始由“红光亮”向革命浪漫主义的历史细节转换。此时出现了彭彬的油画《遵义会议》、张文源的油画《红军过草地》等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不局限于史实简单描述，以革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抒发情怀。

第三个时期，时间自2001年至今。伴随“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和各类建党、建军美展的开展，这一阶段的创作者突破前一时期过度日常的绘画表达，将更有视觉冲击的宏大叙事观念引入，出现了以孙立新的油画《我们一定会回来》为代表的一大批突破以往长征美术图像记忆的新作。

时至今日，长征美术图像创作依然在不断进行，长征精神所传递的不畏千难万险、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依然需要艺术家深度挖掘。

（作者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