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孙四代（国画） 119×96.5厘米 1962年  刘文西 中国美术馆藏

百余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在西方文化潮流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巨大震荡。受百年以来的洋为中用、中西并举的口号影响，在碰撞与嫁接过程中，艺术创作中各种审美观念与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也撕裂着传统绘画千年不可动摇的地位。古代绘画所秉持的传统师承格局被搅乱，注重内在精神品质与情意化的表达方式出现新的变化。

当代中国画作品虽然依然表现着对传统绘画精神的眷恋，在理论上不断解读与深化着传统的理念，但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在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对传统绘画表现手段的疑虑与不满足。画家在追求新意的过程中，试图借助西画表现手段的丰富性和形象描绘的写实性获得表现上的突破。然而实践又证明，这种只注重技能化改造的路径也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对于中国画而言，这样做无法实现古典审美中对内蕴特质的把握，在意境化的能力塑造上也无法直达完美境地。很长一段时间里，画家们要在“叛逆之心”与“依恋之情”的矛盾中跋涉前行。

在变革与挑战的过程中，一些有“抱负”的艺术家为了探索和突破，不顾一切去冲破旧有束缚，否定前人经验，幻想能开拓出一片美丽的艺术空间。在此过程中不仅对中国传统绘画思想带来了冲击，在画法等具体层面也造成了莫衷一是的混乱，让绘画在是否倾西或偏东的道路上徘徊多年，直接造成了“纯粹”的古典传统绘画的断代。这其中当然不乏“自圆其说”的画者，明明是用西画的理念去表现水墨画，却大谈“传统笔墨之道中的气韵”；用传统的描摹形式去仿造历史的笔痕，却自命为“开写意精神的时代新篇”……绘画仿佛进入了没有感性特征，也缺少理性说服力的状态之中。众声喧哗中让人忽视了“将纯真的感情熔铸于作品之中”对于绘画的重要意义。

当画者思考着去构筑独立的审美感觉时，便会发现心造的虚境与物化的实象之间常会出现表达上难以匹配的困难，这就是因为没有理解中国绘画的哲学。顾恺之的传神论早就点出了“神形兼备”中的神就是以人为本的审美精神，要害之处就是“借物写心、以象传神”，其中的难处就在于感情的归宿该在何处落足。由于一些当代作者在生活体验上缺少深刻感受，常沉迷在小我之中而缺少了赤诚的大爱，难以将虚与实连接在有血有肉的审美表现上去共同创造不凡意境，不但影响着画作的品质，也造成了很多当代作品“瞎子摸象”的特点。

刘文西的《祖孙四代》所展现出的具有泥土滋味的画面气息，源自他积蓄了多年的生命体验；黄胄的新疆人物作品，欢快潇洒的民族特质跃然纸上，笔墨节奏自然生动地随心流淌而出；李可染以为祖国山川立传的责任感带出了雄朴沉厚的笔墨感情；潘天寿那充满山野气息的雁荡山花，蕴含着天真的氤氲之气；齐白石的蔬果鱼虫中充满浓厚的乡土情爱……这些无不体现着画家所具有的热爱生活的审美基础。大师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等等概念对于具体的创作而言不必然意味着成功或失败，不一味为叛逆而叛逆，在二者之间寻到一片畅怀的天地才是正途。

一个时代的文化状态是在继承传统与新的时代语境中自然形成的，从历代作品来看，时代的艺术风貌的形成与社会文明的变迁息息相关，个人的艺术品质终归还是要受本土文化、具体的语境的影响。因此，对于艺术家而言，在中西文化结合的今天，重要的已经不是概念之争，而是要从“心”出发，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自觉、自得、自洽和自信。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