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道路、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观念，是我们民族文艺创作的根本，是最具有群众基础，也是最能被人们所接受的一种艺术创作道路。中国画创作，要按现实主义道路走下去，只有走现实主义道路，中国人物画才能获得发展。” 执著于写实手法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水墨人物画的杜滋龄是这样认为的，同时也是如此践行的。

2016年11月，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会联合主办的“行者无疆——杜滋龄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成为继广东美术馆、山东美术馆、浙江美术馆巡展之后的杜滋龄大型个展的收官展，展出了杜滋龄从早年自学绘画至今所创作的中国画、写生、速写、素描等共计百余件作品。

展览通过“兴趣为师：杜滋龄的早期绘画”“传承出新：杜滋龄的80年代”“步履南北：杜滋龄的90年代”“天山南北：杜滋龄的新疆题材”“雪域高原：杜滋龄的西藏题材”“万里之行：杜滋龄的旅行足迹”“线的交响：杜滋龄的速写与写生”七大板块，以文献和作品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呈现了杜滋龄的艺术历程及多面探索。

一步步走过来的自学之路

“自学”是杜滋龄早年创作实践的主要方式。他1941年生于天津，自幼喜爱美术，在就读于河北省师范学院二附小之时，得到美术教师孙庆和的启蒙，显露出良好的绘画天赋。1957年辍学在家，得到老一辈版画家、中国美协天津分会主席马达的鼓励和帮助，并在天津美协画室练习素描。1958年考入天津美术出版社荣宝斋学员班，从事水印木刻及编辑工作，并在老师陈林祥的指导下，受到中国画艺术的启蒙。1960年，经天津美术出版社老社长郭钧的介绍与叶浅予结识，并拜叶先生为师。1961年借调到天津美术出版社本部编辑室工作，随后开始接触连环画、插图、宣传画创作。

在天津荣宝斋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期间，杜滋龄曾经画过大量的连环画和文学插图，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造型、构图和人物组合能力，在未来的中国画探索道路上也给予了他很大的滋养。由他创作的连环画《李双双》在1963年获得全国连环画三等奖，其后又相继创作了《红色宣传员》《朝阳沟》《学雷锋做好事》，“文革”期间，还创作了连环画《红色娘子军》《样板戏》《万水千山》等连环画作品。

“我早年学习水墨画，其实从未学过《芥子园画谱》。先是受蒋兆和先生的《流民图》启蒙，后看到了方增先先生写的《怎么画水墨人物画》、叶浅予先生的《怎样画速写》。古代的作品我比较喜欢任伯年等的人物画，但实际没有真正认真临摹过。那时，我看当时代的艺术大家作品多些，如蒋兆和、叶浅予、黄胄等的水墨人物画，并从中学习。同时，我经常外出写生，通过实际的体验生活、写生，不断提高我对于人物画创作的理解。”正如杜滋龄所说，“我的艺术之路是一条独特的路，绝大部分时间是自学，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自学之路。”

融汇南北  传承出新

杜滋龄1979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人物画研究生班，在老师李震坚的指导下研究中国意笔水墨人物画技法及创作。尽管早在天津荣宝斋学习期间，传统绘画的大门已经向他开启，但真正系统完备的技术训练和美学思考，则是在这里完成的。在此之前，杜滋龄已经创作过大量的中国画，例如《书记下食堂》《南方来信》《海上女民兵》，表现上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作品相似，因为他们都共同经历着相似的新国画和宣传画运动社会和美学语境。

浙派传统根植于南宋院体画，但更强调个人的笔墨修养和风格变化，不同于北派的雄浑厚重，洒脱酣畅、灵秀俊美是浙派中国画笔墨语言的鲜明特点。“新浙派”则更是为了与西画拉开差距，在中国画造型上倾向以线为主的线面造型。经过几年的系统学习后，在杜滋龄的作品中，这些浙派风格体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在浙江美院的学习经历奠定了杜滋龄艺术成就的基础。

1981年，杜滋龄研究生毕业后又重新分配回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长期的北方生活经历是他艺术创作的另一重要资源。向来南派绘画风格轻灵，北派绘画浓重浑厚。在杜滋龄回到北方以后，开始日益融汇两种不同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风格，这让他的作品开始兼具二者之所长。在《太行老农》等作品中，厚重的干皴笔法跃然纸上，显然这些语言的调动与对象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他将自己南北两地的生活经验、南北两派的艺术传统融合起来，传承与出新交相辉映，在结合写生的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形成了浑厚华滋、畅快洒脱的艺术风格。

步履千里  描绘边疆

杜滋龄的艺术始终建立在自己对自然，对生活，对社会，对世界的亲眼观察、亲身经历基础之上。杜滋龄对艺术创作是这样理解的：“我不喜欢在画室里苦苦地练习和想象，更不喜欢在思想认识混乱时胡编乱造。当我迷茫时，我就走入大自然中去，深入到生活中去。”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内陆海域，尤其醉心于西域边陲，对这块辽阔土地、雪域世界上勤劳朴实的人民和自然风貌，怀有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因此，他也被誉为当代“边塞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杜滋龄1983年第一次赴青海藏区泽库写生便受到极大震撼，这块土地地域辽阔、民风朴实，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带给他创作的冲动，所以此后30余年也一直坚持赴藏区写生。除了青藏高原，新疆也是他感受最深、着墨最多的地区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杜滋龄第一次踏上新疆的土地亲自感受之前，他已经在黄胄、叶浅予等前辈的作品中领略了这里的风采。因此，他的新疆题材作品不仅吸纳了这些大师很多有益的经验，同时也延续了自己的笔墨特色和精神表达。他笔下的新疆和新疆同胞，没有刻意修饰的舞台化形象，更多是来源于他最直接的感受和记录。

杜滋龄是一个非常勤勉的艺术家，他一生行遍万水千山，随着眼界与思想境界的开拓与融通，他的绘画语言也不断得到突破和提升。对于杜滋龄来说，根据对象的不同来调整艺术语言本身，这是生活给予艺术家的挑战，同时也是创新的契机。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人物，在他笔下始终具有鲜活的性格。

杜滋龄的人物画基本以水墨为主，色彩为辅，较多使用淡彩，偶尔用点浓色醒提。这与他的个人喜好不无关系，他认为黑白的冲击力度，在于壮美、朴实的画风。正如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认为，杜滋龄的人物画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多画日常生活，讴歌平凡中的真善美;而他的笔墨，不仅顺应了“笔墨当随时代”的需要，也体现了“笔墨当随性情”之美。因此他评价杜滋龄的绘画为“生命之境，笔墨之歌”。

杜滋龄的写意人物画深得中国传统美学“以形写神”的要义，其中离不开他常年积累的速写习惯和在生活中善于引发情感共鸣的特点。他认为，画家创作的作品成功与否，其关键是画家能否和群众的感情发生共鸣。只有这样，才能有带着热气、意境和情感的作品出现。所以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评价说：“读杜滋龄大量普通人物的写生，可以明显感觉到，他都在对人物的认识和理解之后，专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努力以形写神，求形神兼备，表现他们丰富的感情。他笔下都是有个性和有生命活力，使人感到亲切的、善良的人。”